“我只想要一个家”——都柏林无家可归的单亲妈妈苦等数年,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屋檐?  第1张

【编者按】 在繁华都市的角落里,有一个群体的困境被无声掩埋——她们是单亲妈妈,是重疾患者,更是无家可归的挣扎者。今天的故事主角莎伦·奥康纳,用她的遭遇撕开了住房体系最痛的伤疤: metastatic乳腺癌患者,带着两个孩子挤在父母家的卧室,六年等不到一间公租房。她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无数底层家庭生存现状的残酷缩影。当疾病与流离相遇,当母爱与绝望对抗,我们不得不追问:系统的兜底功能究竟失守在何处?这篇报道并非只为博取眼泪,更希望唤起对住房保障机制的反省——没有人该在病痛中同时对抗流浪的命运。

都柏林一位45岁 metastatic乳腺癌患者,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挤在父母家的同一间卧室里,坦言自己已经穷尽所有寻找合适住所的努力。

莎伦·奥康纳虽已获批无家可归等级的住房援助金(HAP),且自2017年就列入南都柏林郡公租房名单,去年更被认定为医疗优先户,但现实依然冰冷如铁。

这位分居母亲与11岁的布莱恩、9岁的阿莉亚,自2023年起只能断续蜗居在都柏林15区Blanchardstown的父母家中,始终找不到能安身的屋檐。

在Blanchardstown居住间隙,她和孩子不得不在朋友家沙发冲浪。两个孩子的时间也被迫分割于父母两处。

两年苦苦寻觅私人租房,全部石沉大海。市政府也从未提供任何住房方案,奥康纳女士语气疲惫。

本周接受《爱尔兰时报》访问时,她坦言感觉已走到绝路:“我觉得自己不停在战斗,拼命想办法找房……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做。”

她的病情更让处境雪上加霜。

2019年她首次确诊乳腺癌,到2023年10月发现癌细胞转移扩散。奥康纳说,余生都需持续住院治疗。

她有些时候病重到无法开车送孩子从Blanchardstown到24区Firhouse的学校:“好几次我必须抉择:是吃止吐药还是硬撑着开车送孩子?因为药物会让我头晕目眩。”

免疫力低下的她坦言,和两个孩子挤一间卧室(她和女儿一床,儿子另一床)“极度不理想”,感染风险大增。

近期,癌症治疗与住房压力双双夹击,她不得不从工作的慈善机构请长病假。“一边追着市政府讨答复,一边找私人租房,还要当个好妈妈,忍受治疗副作用——这一切真的太沉重了。”

今年曾在朋友家沙发借住三个月后,她一度想求助紧急无家可归服务。但最终不忍心,仍退回父母家。她说孩子并不知自己无家可归,“我想保护他们不知情的权利”。

“我无比感恩至少还有父母家的屋顶,但这真的无法持续,”她声音哽咽,“我只想要一个家,一个我们自己的家。”

她最希望能住在孩子学校Firhouse附近:“学校是孩子们这几年唯一的稳定支柱,我拼死也想为他们守住这点依靠。”

她曾犹豫是否公开经历,担心被极右势力利用来煽动反移民情绪。“我不想被曲解……这是政府层面的系统失灵,责任必须由他们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