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中学到了什么？

距离波斯尼亚东部前银矿小镇斯雷布雷尼察那个恐怖炎夏开始发生种族灭绝事件，已过去三十年。

自1995年7月11日该地区落入波斯尼亚塞族军队手中后，超过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在城镇及周边遭到屠杀。尽管是联合国保护区，自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以来，斯雷布雷尼察就持续遭受迫击炮和火箭弹袭击以及毁灭性围困。但波斯尼亚塞族对斯雷布雷尼察有更庞大的计划——他们想彻底清除这里的穆斯林。

如今，这个以疗愈温泉闻名的小镇已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和国际社会失职的象征。那里犯下的错误时刻提醒我们：为何对加沙正在发生的种族清洗与破坏绝不能保持沉默或成为共谋。

若非始于联合国纽约总部及其维和行动部（时任负责人科菲·安南后于1997年出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一系列致命失误与沟通失当，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本可轻易避免。这些错误沿指挥链层层传导，最终殃及驻守当地的荷兰维和部队。由于缺乏判断力和道德领导力，导致8000名无助者遇害，其中许多人遇难时正蜷缩在周边森林或镇外工厂。

随后的政治地震动摇了维和与冲突调解领域。各方相互指责，但逝者已矣。多项调查显示联合国和荷兰士兵的消极应对广受谴责。2002年荷兰内阁集体引咎辞职。屠杀五周年时，安南称斯雷布雷尼察悲剧"将永远成为联合国历史的梦魇"。然而安南本人始终在位，事实上没有联合国官员因此事辞职。

不过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促成了1995年11月终结波黑战争的《代顿协议》。2013年时任塞尔维亚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代表国家致歉，但回避"种族灭绝"一词。至今许多波黑塞族政客仍否认1995年7月事件属于种族灭绝。

追责方面，被称为"波斯尼亚屠夫"的塞军指挥官拉特科·姆拉迪奇2011年落网，后被前南刑庭以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判处终身监禁。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同样被起诉。策划所有南斯拉夫战争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2006年在羁押期间死亡，未能接受审判。

作为全程报道波黑战争的记者，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些日子，也无法忘记幸存者和遗属——那些罪行深刻影响了我。正因如此，目睹加沙当前惨剧时，我常以斯雷布雷尼察为参照。

若必须聚焦加沙某一群体，请关注被大规模屠杀的儿童——这片土地的未来。斯雷布雷尼察遇难者多为战斗年龄男性，但也有年仅13岁的男孩被带走杀害。已知最年幼的受害者是两天大的法蒂玛·穆希奇，她出生于联合国保护的波托卡里村难民营，怀孕的母亲原以为这里安全，但女婴出生后即刻遇害。

加沙最无辜的受害者是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算战争爆发以来已有5万名未成年人伤亡。自以色列三月破坏停火协议后，又有数千人死伤。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引用数据显示，3月18日以来每天超百名儿童伤亡。

更严峻的是持续饥荒。以军士兵承认接到命令可向领取救济粮的平民开枪。医疗系统濒临崩溃，因缺乏净水和药品，儿童正死于本可治愈的腹泻、小儿麻痹等疾病。截肢者激增，加沙儿童截肢人数现居全球之冠——世卫组织2024年9月报告估算，2023年10月以来已实施3105至4050例截肢手术。

作为母亲，我难以理解即便这届极右翼以色列政府怎能如此对待同类。

数十万儿童成长进程被迫中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算，飞地内现有近1.7万名孤儿和"无人照管儿童"在废墟中游荡觅食。教育完全停滞，更严重的是心理创伤。

国际救援委员会指出，因持续暴露于暴力，加沙高达88%的儿童出现噩梦和广场恐惧症。这种代际创伤将深远持续，IRC称这些绝望儿童为"迷失的一代"。

最令人心碎的是，5-9岁儿童死亡人数最多——父母能怀抱婴幼童逃生，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既跑不过炸弹，体重又让成人难以持续背负。

加沙悲剧日日更新，却看不到喘息。美国刚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永久停火决议。与以色列遭遇火箭袭击时不同，加沙人无处可藏。当涉及儿童权利——免于恐惧、饥饿和创伤的权利，享有教育、家园和安全空间的权利——任何以自卫权为借口的辩解都站不住脚。

每年7月11日，我都会重读斯雷布雷尼察的采访笔记。永远不会忘记在波斯尼亚的岁月，那场以种族灭绝为终点的对平民的战争。我们可以从那个梦魇之地汲取教训，尽力挽救加沙尚存的一切。最重要的是保护那些与战争毫无瓜葛的儿童——他们破碎的纯真永远无法复原。